KERORO

　　汪宇堂 胡皓 魯釗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
　　 二月河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
　　 南陽市檢察機關工作人員拜訪二月河(右二)
　　檢察印象
　　■檢察機關經常把簡報、工作內容發給人大代表，加強了代表與檢察機關的溝通聯繫。
　　■南陽市、卧龍區兩級檢察院緊緊圍繞服務大局的主題和加快轉型跨越式發展的主線，找準檢察工作切入點、結合點，積極服務經濟發展的“南陽模式”卓有成效，特別在公正執法、服務民生等方面做得很好，贏得了當地群眾的信賴和支持。
　　■提升司法公信應放在法治建設這個大背景下謀劃，我國要從兩千多年的人治社會轉變成法治社會，彎轉得很急。檢察機關需要在這個過程中確立自己的形象，提高威信，做一些細化的工作。
　　人物檔案
　　二月河，著名作家，原名凌解放，第九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河南省作協名譽主席、河南省南陽市文聯主席、南陽市檢察文聯名譽主席、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他40歲開始文學創作，在美國被評為“海外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其描述清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落霞三部曲”長篇歷史小說風靡大陸、港台和東南亞，其中，《乾隆皇帝》獲首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
　　代表聲音
　　◎“弱勢群體的文化修養標註了整個社會的文化高度，弱勢群體的幸福感關係著整個社會的前途。只有整個社會共同努力，讓文化發揮出更大的社會效益，才能在精神層面走出貧窮，走向富足。”
　　◎“作為一名人大代表，就要為百姓鼓與呼，用文化回饋社會。”
　　◎“檢察官也要讀一些法律業務之外的書，如哲學、歷史、倫理學、文學藝術類的作品。檢察官要有一種正常人的心態，而不是作為執法機器。要關註弱勢群體，要傳播法治文明，掌握思辨方法，這樣才會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從普通一兵到“帝王作家”
　　前不久，筆者應河南省南陽市卧龍區檢察院的約請，一起拜訪了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
　　他1968年4月參軍，1978年10月轉業。在部隊，他白天鑽山洞施工、塞外挖煤，夜晚就偷偷地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看撿回來的《萊蒙托夫詩選》、《宋元學案》等文學作品，他還手抄過線裝豎排的《一雙繡花鞋》、《聊齋誌異》等書籍。10年的部隊生活，為他打下了扎實的文學功底。
　　1978年，趕上改革開放，躊躇滿志的他，最初選擇研究《紅樓夢》，寫了《史湘雲是“祿蠹”嗎》等一系列有獨到見解的論文，很快引起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的重視，認為其撰作“可以浮一大白，用漢書下酒”，並接連把他的論文刊登在《紅樓夢學刊》上，邀請他參加1982年10月在上海舉辦的“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就是這場盛會，使他的寫作人生髮生了改變，他定下了撰寫康熙皇帝等清帝系列小說的宏大目標。
　　530多萬字的三部大書，共13捲，全是他一筆一畫禿筆寫就。沒錢買電扇，夏夜寫作時，他就在桌下放個水桶，把兩條腿放進去驅暑防蚊;冬夜瞌睡難耐時，他就用煙頭燙胳膊。二十年如一日，他堅持白天上班，晚上創作，從來沒在凌晨3點前睡過覺。他以1年1捲40多萬字的速度投入創作，硬是把康雍乾130餘年的晚霞畫捲，活色生香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首次向兩會提交“全民免徵農業稅”建議
　　2004年3月，二月河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當年3月8日，他向全國兩會提交議案，建議全免農業稅，引起許多代表委員的贊同和支持。“時隔一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中國明年開始全部免收農業稅!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二月河回憶起那件事時，得意之中還有點興奮。
　　解決“三農”問題道路漫長。身為平民，二月河深知農民生活的苦與痛，所以他尤其關註這個群體。為此，作為歷史小說家的二月河，近10年來深入研究中國曆史上的農民問題。他說，從戰國時代開始，農民就一直被各種農業稅費困擾，2000多年來，只有中國共產黨取消了農業稅。
　　“全面取消農業稅促進了糧食增產、農民增收、農業增效，使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但這還只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第一步。徹底實施‘三農’政策，還需要地方積極配合中央。如果農村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也會沖淡免徵農業稅後農民得到的好處。”他希望中央這一重大決策能夠真正使“三農”問題得到顯著改進。
　　“治污治霾如治腐，政府要有壯士斷腕之雄心”
　　作為人大代表，二月河經常深入南陽市的企業、廠礦和黨政機關，圍繞南陽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調研;作為人民監督員，他通過參加南陽市卧龍區檢察院開展的“保護母親河”生態環境治理專項行動，積極發揮監督作用。2013年8月，二月河在走訪中發現緊鄰南陽市的潦河水被污染，嚴重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二月河隨後建議卧龍區檢察院展開調查，協調相關職能部門依法關閉污染源。
　　2014年3月4日，二月河應邀做客中新網“兩會一線”會客廳欄目。當主持人問他“今年兩會你最關註的是什麼”時，二月河說:“讓我最關註，也是最頭疼的問題是霧霾。”他笑稱，古代的鬼故事當中就有霾，說明霾並不是新鮮事物。
　　近年來，二月河對國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做過一番深入調研。在他看來，一方面要建立廣泛的群眾舉報監督制度，用全民力量推動大氣污染治理;另一方面，治霾要像反腐一樣，“老虎”和“蒼蠅”一起打，不光盯著那些小企業，在某些地方，支撐地方經濟發展的電廠、煤炭、鋼鐵等大企業，只要污染嚴重，也要像切除癌症一樣把它切掉，同時，要深挖破壞生態環境領域背後的“蛀蟲”，從而確保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齊頭併進。“治污治霾如治腐，政府要有壯士斷腕之雄心。”他說。“帝王作家”的法治文化夢
　　近年來，南陽市、卧龍區兩級檢察院著力加強執法公正、加大檢務公開，這些工作得到了二月河的肯定。他說:“對於執法公正、檢務公開等問題，我發現檢察機關已經非常努力了。”他建議，檢察機關要加強與人大代表和群眾的聯繫，多深入基層調研，多搞一些座談，瞭解群眾在法律方面的訴求，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教育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
　　二月河強調要保證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他說:“要改善執法環境，有些純法律問題，不能幹預的就不要干預，要給檢察院更多的平臺和條件。”他認為，中國的司法環境和法治環境需要長期培育。“我們的司法環境、法治環境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介紹了文學名著中與法律相關的經典人物與情節:在《悲慘世界》里，警察沙威一生恪守法律，當冰冷的法律準則突然受到衝擊時，他受不了良心的煎熬，跳河自殺;《基督山伯爵》塑造了一位野心勃勃、為了個人利益不惜製造冤案的檢察官———維爾福;在《牛虻》中，神甫蒙太尼里在監獄與被捕的兒子牛虻相認，卻因各自堅守信仰，互不讓步，他被迫在兒子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自己也痛苦地發瘋致死。這些促使二月河深入思考中國文化在法治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個機構、一個團體、一個民族甚至一個人的素質是高是低，怎樣考量?我的看法是，不看他的學歷，不看他的能力，而要看他的民族心理、文化素養如何，看他的彈性程度如何。假使你是檢察長，決定一個人是否批捕、起訴，這對你而言，是一種歡樂，還是一種鬱悶，或者是一種惋惜，抑或是一種悵惘?這種文化心理對於人們，對於一個執法者是很重要的。”二月河說。
　　“二戰”期間，德國納粹把猶太人抓起來，在送進毒氣室之前，還專門在門口拉“小夜曲”給他們聽。“這是極端的殘忍，這樣的文化不應該有。”二月河說，“檢察機關針對‘問題少年’犯罪，使用特殊司法程序，寬容他們，給予他們改正的機會，這就表現出心靈軟化的程度，也展示了檢察文明的彈性。我在大學里講‘經不起一場戰爭甚至一場疾病折騰的文明就沒有彈性’，就是這個道理。”
　　在二月河看來，如果檢察官只掌握法律條文，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一種家國情懷，一種人文精神，一種憂患意識，更重要的是，要加強文化素養的培養和提高。“檢察官也要讀一些法律業務之外的書，如哲學、歷史、倫理學、文學藝術類的作品。檢察官要有一種正常人的心態，而不是作為執法機器。要關註弱勢群體，要傳播法治文明，掌握思辨方法，這樣才會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原標題：二月河：“帝王作家”的家國情懷）